1.
Daniel Lopez《驟雨》(カタブイ)
瑞士導演Daniel Lopez在沖繩生活超過十年，選擇了當地復興傳統市場的饒舌阿嬤、搖滾樂手、空手道、琉球舞踊等在各領域深耕專業的受訪者，讓他們藉由對自己工作的理解與執著，拼合出導演多年理解的沖繩文化精髓，並認為這些人是藉由在實作與生活中保存自己的文化，來抵抗現實上美日兩大強權的暴力。
每位受訪者的確都沒有直接談他們心目中的沖繩是什麼。如琉球舞踊的宮城茂雄(因為覺得是個可愛的小帥哥就去查了他的名字哈)，談的是像傳統舞蹈這種無形文化財因為是身體的技藝，不能完全被文字紀錄，理解和表現都不可能百分之百複製，因此表現形式在傳承過程中必然會微調，但文化的核心是不變的。這件事在全世界的無形傳統文化都是如此，但確實需要對自己的技藝有相當的學習和熱愛才能這樣說而且說得有力量；空手道道場老師在談怎麼教小孩的時候，只是淡淡說嚴格訓練與輕鬆放手之間的拿捏，卻說出了某種沖繩人的彈性；即便是表現對殘酷戰爭憤怒的雕刻家，談的也是非常自身的事—因為特意帶來沖繩的徒弟被美軍戰車輾斃，他有很強的虧欠感而決意創作長幅大型作品，而未強調其對政治現況的敘說。
但冥冥之中導演剪的片段，能讓觀眾感受到他們在談的都是同一個文化的根本，都具有某些特性，那是如果不用這麼多人的實作案例就沒有辦法證成的。硬要用我拙劣的語言去表現的話，我只能說出他們的性格是「認同堅定但邊界柔軟」吧，也就是他們未必直接，卻清楚自己的堅持，藉由在日常中認真實作自己的文化傳統來告訴你，我們是這樣的、我們不會屈服，而這就如導演末尾引述的墨西哥作家所言：「自由不需要翅膀，需要的是根」，沒有自己的思想根源，就沒辦法與其他思想對照，也因此沒有絕對與相對的二分，是堅定而非無我導致真正的溫柔。
對我來說，導演呈現出沖繩的這一面非常美。
針對如何呈現沖繩文化的細節，我認為它最可貴的地方之一，在於導演雖然為了呈現每位受訪者日常生活與其深厚文化根源的關係而大量提到一些專有名詞如トートーメー(祖先牌位)、打ち紙(紙錢)、ウートートー(拜拜)、獅子舞等等，但他相對而言真的只用非常小的篇幅來解釋這些文化細節，這讓這些專有名詞不至於因為過度凸顯而顯得有點表面甚至獵奇感，而是用非常自然且深刻的方式被呈現出來。
但作為希望也給歐洲看的作品，這當然很難取捨。映後座談我問導演這些名詞怎麼決定要放多少解釋，是否擔心過歐洲觀眾會因此而很難進入狀況？而他的回答也很有趣：他確實在初期剪接時，與瑞士的剪接師遇過意見不合的情況，剪接師曾經想將文化內涵很深難的盂蘭盆節段落拿掉，導演則覺得不該拿，又花了很多時間去學習了解，才證明那些是沖繩文化的核心把他們保留在最後的版本裡。
此外導演也在作品裡清楚呈現自己「久居沖繩的外國人」的身分位置，訪談中多次收錄受訪者呼叫他ダニエル，像在向導演叮嚀什麼，以及如片尾提到將剛出生的小孩取名為琉生時順便提到自己不可能也無意成為沖繩人，這個作法非常謙虛，卻也積極而有效。可以說導演已經預先考慮到影片必須反身性的呈現自己與沖繩的關係，以及自己如何理解這些關係，因此也絕對比起客觀全知的角度更有說服力。
純粹就一部紀錄片的敘事與實驗性而言它或許只能算是中規中矩的好看，然而作為一部希望捕捉沖繩文化與認同關聯的作品而言，我認為導演不僅抓住了沖繩文化很深刻的核心，也恰到好處的呈現自己與沖繩關係的必然有限和只有自己的位置才有的可能。我甚至有把握說，如果哪天這部片在沖繩放，導演表現沖繩文化的敘事方式應該對大多數沖繩人會是能夠接受的。
2.《怒》中的沖繩場景
似乎很少台灣影評談《怒》的時候會特別討論裡面關於沖繩的部分，大家最常從信任與信任崩解談，這絕對正是它之所以很精彩的部分，也已經很多人寫，而沖繩問題則是常被與另外兩段性少數、性工作並列的結構困境，被認為雖然重要但並非作品核心。
先說結論：我個人覺得，美軍性暴力的部分與後續延伸算是處理得不錯，但在那霸市內遊行的場景有點草率，甚至可以說是有點危險。
原作者吉田修一曾經在訪談中表示自己是盡可能努力想像了沖繩的狀況。[1]單從美軍性暴力的隨機性，以及事後受害者本人難以公開控訴也有不少相關難以被人揭發，以及辰哉痛苦的心境轉則(當然也是演員演得好)等等，都算處理得精緻且毫不大意，至少與我或許有限閱聽各種相關討論的理解很相似(但說不定整體劇情編排也有種將沖繩的性暴力當成議題從外部關心的感覺？)
在沖繩所受到的結構性歧視之中，以安保之必要為前提認為「沖繩是為了全日本國民這個全體(不被中國北韓攻擊)而沒辦法只好犧牲的部分」，小泉不是沖繩本地人而是從日本移居這個身分，相對於本地人受暴其實拉開一種張力，直接探問這種性暴力的存在與美軍的關聯。
但回過頭來說，不知道大家看到辰哉跟小泉道歉的時候，第一反應是否也是「為什麼要道歉」？雖然瞬間就猜到這個安排應該是想要處理年輕人對基地問題的看法，但可能是與前一個畫面的跳接太快，而仍然不免讓人覺得突兀。
世代的差異確實存在，我也很訝異作者願意在作品中嘗試處理，但在我認識的沖繩同學之中，有平常未必大量聊政治的朋友，講起歷史上沖繩遭受的不平等仍然義憤填膺的人，也有社會系以基地民調為學論的學生，在提研究計畫的時候把其實立論很弱的支持基地論述，以一種正反都提了所以我客觀的方式處理的人。
而另外一個是問題是，如此短促幾十秒的基地抗爭畫面出現了高江與嘉手納兩個抗爭標的，雖說藉由電影的人氣可能激起關注基地問題，但比對本土媒體上沖繩問題的能見度，是否可能讓觀眾簡化基地抗爭，如：沖繩人的反對基地＝希望基地全部撤走，或簡化成多數老一輩對多數年輕人的對立？
無論如何，田中跟辰哉說的「我雖然不敢說我跟沖繩人民站在一起那種漂亮話，但我敢說我一定會跟你站在一起。」(先不論結局看起來它似乎不是真心的)，其實正表現出作者的誠意，感同身受式的「我與你同在」一直以來都太沉重也容易遭受「你根本不可能真正與我同在」之批評，但我認為這句話很能。
3.
或許是地緣相近、大家對日文的掌握程度相對其他語言高等種種機緣，以及少數人對沖繩議題的耕耘終於發酵到時機成熟，這一兩年內，沖繩各方面議題在台灣能見度都可算是顯著提高。
除了有《海的彼端》企劃宣傳超成功，讓人深切感受到八重山地區與台灣的歷史淵源之深、觀光印象上逐漸跳脫碧海藍天與水族館(當大家都開始說「以往我對沖繩的印象都只是…」的時候，就代表許多人的印象已經明顯超越這個程度了)，開始各種沖繩傳統手工藝如三線、手染布、陶器的世界，以往被認為邊緣的基地問題，也因為音樂、影展、網路文章(除了高俊宏之外，阿潑的文章真的超紅)而逐漸為人所知。
只是喜歡去沖繩旅遊，享受碧海藍天雖然也可以是一種沒有問題的選擇，但當我們愈來愈熱愛沖繩、想要更深入沖繩各方各面的文化，甚至宣稱自己正在關注沖繩議題，我們可能就開始必須面對這樣的問題：我們跟沖繩的關係到底親到什麼程度？我們對沖繩人而言，是怎麼樣的非沖繩人/外國人？
任何少數議題多少都會出現一種聲音：「你不能幫他們代言」，甚至推到極端，它的潛台詞或許就是「你血統不純正」。最經典的例子，莫過於「島唄」的宮澤和史被批濫用本指奄美民謠的「島唄」一詞時，甚至出現過「想當沖繩人的話，請搬來沖繩生小孩，這樣你的兒子就會是沖繩人」的說法，言下之意就是這輩子都不可能真正跟沖繩人站在一起。
當然我個人並不是很同意這種把有沒有資格說話本質化的意見，但尤其在像沖繩這樣的地方，我認為這樣的意見比起強勢/多數者的排外更應當被尊重，無論從嘗試同理他們曾經受過的傷害與背叛的角度來看，或意識到他們確實經歷與我們頗為不同的成長脈絡，而我們永遠不可能百分之百「成為沖繩人」(當然，也無這種必要)。
除了《驟雨》和《怒》之外，當代敘事影展開幕片《沖繩列島》是1969年沖繩「回歸」前的作品，東陽一導演是日本人，在他預錄向台灣觀眾介紹作品的影片中，導演說當時雖然有很多談回歸的作品，他看完卻總覺得哪邊不夠，希望日本觀眾至少能夠先了解沖繩的狀況。他的對話對象是當時的日本社會，於是他的珍貴之處便在於，他羅列的種種美軍相關的荒謬和抗爭場景，其實要呈現回歸日本與解決基地問題的複雜性與分歧性。
在日朝鮮/韓國人朴壽南導演拍的《命果報》我是在去年紀錄片影展看的，很多細節現在已經記不得了，但仍然印象深刻的是，她想追溯沖繩戰中朝鮮人軍伕受虐的事，也嘗試回應強迫的，戰前移住或戰時被強行帶至沖繩的朝鮮/韓國軍屬和慰安婦都有很多，但除非特別專注這一塊的研究者，在一般的和平教育或沖繩戰經驗中相關的很難被大家注意。
東陽一導演提到同公司近期完成的《うりずンの雨》(暫譯三月的雨，就我有限所知台灣應該還沒播過？)，則是去年六月在沖繩上映時我跟留學生一起去看的，導演John Junkerman跟Daniel同樣是作為「明顯的外國人」(也就是非日本籍)，日文好到不聽一整段根本聽不出是外國人口音。他的問題意識明顯是直擊當代沖繩基地相關的各種暴力，但他又有一個如果你很本質論地談很矛盾的身分—他是美國人，特別印象深刻的他嘗試追蹤95年知名強暴少女的三位美軍士兵，甚至訪談到其中一位士兵，當士兵說他很後悔他可能毀了女孩的一生，我馬上有很世俗的想法：「事到如今說這個也沒有用了不是嗎」，但導演安靜的敘事方式很快就把我到原本綜觀結構溫柔凝視矛盾的視角，對我來說，導演是下了很多很誠懇的功夫來回應自己母國論理上不用全贖但情感上複雜難解的罪。
最後，最近很紅的《海的彼端》。八重山與台灣關係的研究確實從頗久以前開始在海的兩邊都人在做，但在台灣的成果曾經遠不如在石垣島的知名度。如果不是導演用這麼平易近人選定一個家族說故事的方式，八重山在台灣的知名度說不定還是大家原先石垣島的印象，比如海和海和麗星郵輪。
曾經過去很長一段時間(約莫是回台灣後這一年多內)，我一方面因為一直嘗試把沖繩的和平教育和沖繩戰史觀放到戰後日本的史觀爭議中理解找答案，一方面在很近卻很遠的台灣看到強建基地的暴力持續發生，縱使仍然喜歡其他文化特色，我對沖繩的關注視角也一直攪在這些複雜而沉重的事情裡。
但正是這些外來視角的紀錄片或電影(尤其Daniel的作品)提醒我，實踐了表現沖繩的無限多種可能，而每一種可能只要是真正在與當地人的互動中累積，不但都非常可貴，甚至能夠拍出當地人所拍不出/不拍的作品。(但當然反過來說，也有更多視角是非本地人就無法達成的，例如當我們看待反基地抗爭覺得他們抗爭動能很強、很有民族自決意識云云，內部對基地態度因為經濟利益、城鄉差距、世代差距分歧的困境則可能比較少被看見，或看見但未必被當眾點呈現，這點在《怒》裡面反而做出來了)
4.
不少沖繩人是這樣的：他們熱情、與陌生人或非熟人的互動相對沒有距離感(尤其跟日本人一比更是)，但他們有自己的文化核心，是你就算花一輩子去了解沖繩待在沖繩，你還是很難真正與他們成為一體；同時，即便在基地問題上沖繩一再批判日本中央和一般民眾的冷漠和結構性歧視，希望把美軍趕出去，但就像在開幕場的三線歌手新垣睦美所說，許多沖繩人反對美軍基地，但並不跟個別美軍，或在基地工作交惡(完全有認識)，關係是大於立場的，但不代表為了關係勢必得犧牲立場，除非不溫柔的是對方。
對沖繩人而言，好好與面前的個人(無論是美軍或日本人)互動，與反對這些個人所代表的政府乃至於這些個人本身就在加深的某種暴力結構，兩件事是不衝突的；沖繩人具有兼容取用外來文化但仍不離自己文化核心的特色，部分接受融合美軍/日本/中國文化，與從自身文化核心對這些外來文化保持適當的有意識距離，兩件事也是不衝突的。
沖繩人用各種形式的抗爭堅強站穩自己的位置—如果你願意稱它們為抗爭的話。除了大家熟悉的遊行靜坐之外，可能包括音樂、各式美術作品、當然也包括紀錄片或難以成為紀錄片的影像本身，甚至每一個實作傳統文化的日常生活細節、針對下一代的和平教育，他們也未必都在第一線反基地，但從沖繩戰的衝擊和其中長出的和平觀就像幾百年來他們納入他們不斷實作的那個我很難用拙劣語言能力表達的文化核心裡(而這無關和平教育中確實遇到的困境)，所以我會同意Daniel的看法，即不少沖繩人的日常生活就是他們某種抵抗。
沖繩人正是用自己的身體和實作打破了抵抗和屈服、甚至打破了偏左統與偏自決排外的二元對立，展示了對敵人溫柔又不對敵人屈服的一種可能。
既然如此，即便無法為當事人代言與只有當事人才能達成的角度必然永遠是矛盾的，但我們又何需要急著批判「嘿外來者，你又代言了」或「嘿當事人，你又排外了」呢？也許我們也不必宣稱，我們只能用行動、用作品、用我們與沖繩人的每一段關係來呈現我們對沖繩的理解，而關於我們懂得深與淺，我們與沖繩的關係為何，評價只能給沖繩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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